齐肯多夫也许是最具想象力的开发商。当他请我为他工作时，我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想学一些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美国后，很少走出学术界，是齐肯多夫将我带入一个新世界，我很感谢他。他的想象力丰富，勇于尝试新事物新思想。当然，其中很多想法最终并未实现。那十年中，我做了很多设计，盖得不多，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令我终身受益。

　　“地产开发涉及政治和其它许多领域，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我想说如果不是当初我从齐肯多夫那里遇到过各种难题，我是无法在巴黎幸存的。要将市中心一大片旧房子推倒，改建成新的，并把这些想法推销给市政府和州政府，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很有耐心和对政治的了解。齐肯多夫教会我更有耐心，也让我懂得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并了解重大市政工程幕后的权力结构。”

　　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贝聿铭记忆犹新：“在考察时，我想起了儿时陪母亲到山顶的佛教祠堂。在科罗拉多山，我试图再次聆听寂静，就像当年母亲教我的那样。对这一地带的勘察成为我的一种宗教之旅。这项工程也让我有机会脱离包豪斯的局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杰奎琳表示，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她欣赏贝聿铭早期项目中的多样性创意。“他似乎不仅仅只用一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他专注于每一个委托项目，从项目本身出发而思考，然后创造出某种美丽。” 第二，这也是一个基于个人情感的决定。“他总是全力以赴，这一点就像杰克 （肯尼迪总统） ；他们同一年出生，年龄相差不到一个月。我认为，和他合作应该是一项伟大的尝试。”

　　首先，选择地址用了10年的时间，在哈佛广场附近的选址受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抗议，他们担心建在此处的肯尼迪图书馆建会成为旅游新景点，影响哈佛大学的学术环境。哈佛大学是肯尼迪总统的母校，也是贝聿铭的母校，他的三个儿子也是哈佛学生，他的痛苦难以言喻；其次，杰奎琳女士1966年再婚，脱离了项目，接手项目的是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 （Tedd K） ，1968年遇刺，项目再次失去领导，等等。

　　在上海国际饭店，贝聿铭夫妇和贝家三十多位亲属重逢。在苏州老家，面对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回到美国后，同事问他是否在这些亲戚前有一种优越感，他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

　　1965年9月3日，梁思成手迹关于李滢 ：“1946年秋至1947年夏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一年，寒假期间（1946年末至47年一月上旬）期间，我曾到麻省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见面。那时她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 ‘小姐’。在校学业大概不错，颇受到当时在美国的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lto）和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二人都是国际知名的 ‘大师’）的重视。”

　　贝聿铭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破冰之旅。1974年4月，美国建筑师学会会长马克斯厄巴恩 （Max Urbahn） 率领一支55人的建筑师代表团访问中国，贝聿铭夫妇随团回到了祖国，这是他们夫妇在193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第一次故乡之旅。

　　这次回国之旅，贝聿铭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留学欧美的建筑师们已经凋零，林徽因已于1955年病逝；梁思成黄作燊在文革中受尽迫害；陈占祥和李滢像隐士一样消失了；城市中，千篇一律的苏式建筑令人沉重。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义务，一种绝对的义务，是我对中国和我父亲尽的义务。我父亲属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一生都献给了银行业。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使用的是算盘，而今天人们用的是电脑，一个世纪内的变化发展之大，令人无法想像。以建筑来表达传统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北京的工程做到了这一点。我对我们在北京的最终设计感到很满意。

　　贝聿铭内心应该有一种特殊的情结。1934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外滩建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时，他的父亲贝祖贻任中国银行大厦理事会理事长，原计划将大楼设计为上海新地标，远高于旁边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沙逊大厦。沙逊家族强烈抗议，提出在英租界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沙逊大楼。官司打到英国，中国银行被迫让步。最终，1946年建成的中国银行大厦略低于沙逊。

　　“当时，卢浮宫的局限性不难察觉：它最早建于12世纪，最初是作为一座城堡，后则用于宫殿。我们当时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将宫殿改建成现代化的博物馆。卢浮宫内的展览空间规模庞大，但缺乏基础设施的空间，譬如机械设备、艺术品储存、饭店、咖啡厅和礼品店。反复分析后，我意识到这里确实有很多事可做，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想尝试一下。”

　　“今天的卢浮宫不再是法兰西国王的宫殿，借法语来说，它是属于大众的公共博物馆。”

　　他热爱欧洲历史、文化、艺术。在从政之前的年轻时代，他热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Virgil，公元前70-19）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埃里克萨蒂 （Erik Satie） 和20世纪初的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写过10本著作，曾旅行至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研究美第奇伟大的王子洛伦佐 （Lorenzo，1449-1492） 。洛伦佐是意大利政治家、学者，资助了许多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包括米开朗基罗 （1475-1564） 、里昂纳多达芬奇 （1452-1519） 和波提且利桑德洛 （1444-1510） 。

　　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间封闭办公室里，贝聿铭和最信任的助手秘密地绘制了卢浮宫地下5英亩的规划图：丰富的储藏室、运送艺术品的电动推车道、400个座位的大礼堂、问讯台、咖啡屋、书店等...... 中央处的玻璃金字塔将天光引入；游客们从醒目的金字塔入口处进入地下接待厅，只需要走100英尺到达目的地，而不是过去1000英尺的长途跋涉。

　　作为这项公共项目的建筑师，贝聿铭有责任说服公众接受他的设计，他争取到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的理解和支持。希拉克根据卢浮宫改造的模型，向记者解释巴黎的规划，认为此方案会开放巴黎，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是有益的；同时要求设计方制作一个与实体等比例的模型，让公众对未来的金字塔有一个概念。

　　上海和纽约，是贝聿铭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上海激发了他的建筑师梦想，而纽约则是他实践梦想的地方。

　　1974年，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东河旁买下一幢四层楼别墅，玻璃天窗下的旋转楼梯和电梯设计，仿佛是他父亲1934年上海公馆的翻版，也许，他以这样方式将上海的记忆铭刻到纽约的生活中。

　　在纽约城的天空，贝聿铭的名字熠熠闪烁。从1948年到纽约开启建筑师职业生涯，到2019年5月16日在纽约家中辞世，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1岁，为这座城市留下七座公共建筑：纽约市基普公寓、纽约大学的广场和银座、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大楼、百夫长公寓、纽约曼哈顿中城四季酒店、纽约西奈山医院改建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太阳宫停机楼 （The Sundrome，现已拆除） 。

　　1980年中期，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一个晚宴上，基辛格向贝聿铭提出，华裔美国人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华文化背景和美国公民身份的结合，让他们在两国交流中具有无可估量的桥梁价值。1990年，贝聿铭召集一批优秀的华裔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美籍华人领袖组织——百人会，创始人包括大提琴家马友友、金融家邓兆祥、慈善家唐骝千、物理学家吴健雄、企业家杨雪兰等。

　　贝聿铭在新馆中设计了一个幽静的茶亭，那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他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祖父带他坐轿子，穿过长长的弄堂去茶亭喝茶的情景。在这一次回国旅程中，贝聿铭也在寻找上海的旧时光。今天上海的 “贝轩大公馆”，是贝聿铭父亲1934年建成的花园洋房：堂姐的 “绿房子” 现为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办公室；叔祖父贝润生的贝家花园，已不复存在。杏宇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