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的复兴

日期:2024-08-16 18:59 | 人气:

  《经济学人》上周的封面文章说:“本周三大洲的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参与者一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他们谴责当权者的腐败、低效和傲慢自发性令这些抗议者兴奋地感觉到了希望。但是,缺少组织也使得议题变得模糊。这样的运动可能来也快,去也急。就像2011年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扎营的占领运动抗议者一样。”

  弗朗西斯福山在《华尔街日报》上做了同样的判断:“土耳其和巴西近来的事件都是由于全球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现代中产阶级在哪里出现,就会在哪里引发政治骚乱,但单靠它本身几乎不会带来持久的政治变革。虽然抗议、暴动和革命一般都是中产阶级领导的,但它几乎未曾带来长远的政治变革。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只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人,而且它自己内部也是分裂的。除非他们能跟社会的其他部分组成联盟,不然他们的运动很少能够造成持久的政治变革。学生尤其不知如何去联系农民和工人阶级,以创造广泛的政治联盟。”

  美国学者大卫格雷伯在《民主工程》一书中强调,“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埃及、西班牙等地的抗议活动是有联系的。他说这是全球化的“起义浪潮”,他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都反对日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挡开两种不同的敌人:想阻止占领的人,以及想组织占领的人。占领华尔街运动最著名的是忠实于水平主义:不要党派、不要领袖、不提要求。“占领华尔街”的人并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的活动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直接的斗争目标不是银行家,而是地方政府和警察。

  激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斯坦福大学博士尼基尔萨瓦尔说:“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兴起的地方,黑旗总是多过红旗。自治等各种左翼自由主义运动是希腊和西班牙运动的主流。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经典著作,如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选择和进化是合作的模型,巴枯宁讨论了革命行动的本质,普鲁东阐述了私有制的起源。但后来无政府主义缺乏理论著作,最近无政府主义运动才开始留下他们的印记,各种著述试图强化无政府主义理论。”

  使“无政府主义”一词流行起来的是法国哲学家普鲁东,他说:“政府是上帝的惩罚,上帝建立政府是为了规训整个世界。你能期望政府为了创造自由而发起革命取消自己吗?”俄国的巴枯宁说:“一旦工人成为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就会开始从政府的高度俯视工人世界。”

  大卫格雷伯在介绍无政府主义时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搞过爆炸,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很少的。”《纽约客》的评论认为:“这等于偷偷地承认,一百年前,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这么温和。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的海马基特广场,警察试图阻止罢工工人的,人群中有人丢了一枚炸弹,炸死了至少10人,包括7名警察。芝加哥成了无政府主义政治的中心。虽然丢炸弹的人最后没有找到,但有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控是这起事件的从犯。在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了一系列惊人的袭击行动,刺杀了一位总统(法国的)、两位国王(意大利和希腊的)、三位首相(西班牙、俄国和又一个西班牙的)。在美国,1901年,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刺杀了总统威廉麦金莱。”

  但慢慢地,无政府主义者变得没有那么凶残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上世纪70年代的平等主义组织那里学习了一些组织策略。朋克的兴起赋予了无政府主义新的形象:1976年,“性手枪”乐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英国无政府主义》。“极度”(Crass)等乐队用无政府主义来宣示他们致力于一系列解放事业,且独立于英国的主流组织。无政府主义跟朋克的关联使它具有了反文化的可信度,1999年,在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活动分子中,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冲到了最前沿。

  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司各特在《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中说,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优点是“容忍混乱和即兴发挥”。他不再呼吁取消政府,所以是“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而不是三声。他强调要在日常生活中发起小的抵抗,“拖后腿、偷窃、装糊涂、怠工、擅离职守、旷工、非法占用、斗争”。他提出“没有等级秩序或国家统治的合作”,根除国家是不可能、不现实、不必要的。

  《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这个书名回应的是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随笔《为民主欢呼两声》,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的著作《为资本主义欢呼两声》。司各特在新书中扼要重述了他在以前的著作中阐述过的主题:抵抗采取多种通常是隐蔽的形式,政府往往会实践知识。他认为地方性知识比技术统治论者的权力实施更优越。地方性的街道名称、方言、音乐传统、土地使用习惯,政府认为这些实践知识都是非法的,试图把它们整合到等级系统中。

  司各特提出,一点无政府主义对交通来说也有好处。他援引了1999年从荷兰扩展到欧洲的一项取消红绿灯的试验。他指出,在我们习惯的体系中,人们依赖于指示牌或信号灯,而不是依赖自己的判断,由此知道何时该拐弯,何时要停下。在设红绿灯的路口变成没有信号灯的环岛后,人们会更加小心,因此事故数量会下降。就像在拥挤的溜冰场,人们能成功地相互避让。取消红绿灯的试验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交通信号灯,只是认为在有些地方,红绿灯不能保证安全、提高交通效率、减少污染。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主要的历史先驱都转瞬即逝,就像没存在过。1871年,巴黎公社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1936年,在西班牙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持续了大约一年。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主要是负面的:许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格雷伯认为他找到了政府的替代品:政治运动很像他们想创造的世界。革命者不是计划一个新的社会,而是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然后壮大起来。一个等级制的先锋党派创造不出广泛的平等,就像阴冷、无趣的革命者不能提高人类的幸福水平。一场运动如何开展决定了它想得到什么。格雷伯期望的是一种权力分散的社会,由地方集会和合作组织来做决定,就像是做陪审员,不过不是自愿的。他说,没有政府的强制,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持久不了。“每当我们不需要通过武力强制、肉体威胁就相互理解,我们就已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至少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行事了。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基础上,扩展自由的领域,直到自由变成最终的组织原则。”

  格雷伯说,一个新的社会将会扩大人们的选择,但是他说,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意味着生产更少、消费更少。人类将“摆脱所有无用的或破坏性的职业,如电话销售员、律师、狱卒、金融分析师、公关专家、官僚和政治家”(人类学教授好像会保留下来)。虽然格雷伯喜欢把他跟那些阴冷、无趣的对手区分开来,但他的展望中也有一些苦行主义的痕迹。

  格雷伯虽然反对争取的权力,但他会维护一些政府的项目,如社会化医疗。他说,有两类政府机构,一类是依赖强迫的,如监狱和边境控制,还有一些是依赖自愿的,如医保。但他也会意识到,有时无政府主义者会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政府的作用而斗争。比如抗议政府削减预算和给公司减税,一群戴着面具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喊“缴税!”令他感到不安,虽然他自己也参与了。

  在华盛顿很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已经去世近20年的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主张小政府的共和党人把他视为偶像。罗斯巴德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位资本家。他曾经说:“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政府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公民,政府消失的话,人们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会像现在一样有创造力、一样贪婪,只是更自由了。到那时可以请私人保安公司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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