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预期，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来，是指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人在进行经济活动之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和肯出现的经济变化作出一定的预测和判断，（一般是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或错过盈利的机会。关于预期，经济学中很早就有所提及，如舒尔茨(Schultz)、里西( Ricci) 以及丁伯根(Tinbergen) 等人所提出的的“蛛网理论”中，有关价格预期的问题就已经被提出; 凯恩斯提到的“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还有瑞典学派的“事前”与“事后”分析以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预期因素。

　　经济学领域下对预期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凯恩斯在文章中基于就业水平的分析，对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与经济周期进行的考察都是在预期的范畴内进行的。只是他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如何促进预期的形成以及预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等相关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凯恩斯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预期的论述。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而言，凯恩斯的预期理论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预期观。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约翰·穆斯、罗伯特·卢卡斯等陆续对预期进行了创造性地研究，最终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应运而生。预期理论从非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总体说来经历了四个阶段：

　　蛛网理论是一种关于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用来考查价格变动对下一周期经济产量的影响，然后基于此产生新的均衡有利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者一般吧当前的市场价格作为对下一周期市场价格的判断。静态预期理论基于经济主体，不论是企业或者个人，完全参照以往的经济情况，将其作为判断依据来估计以及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说，静态预期模型与蛛网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静态预期有着简介明了的优点，但经济市场瞬息万变，静态模型不能表现出市场的变化，所以静态预期应该得到发展，在经历了数次挫折之后，商品生产者将改变自己对经济价格的原本预期。

　　因此，1941年梅茨勒(Metzler)对静态预期的进一步改良和发展，即引入了外推型预期。在他看来，对未来的经济趋势做出预期判断，不仅要以经济变量的过往水平为基础，还要考虑并适应未来的经济变量趋势。

　　1956年菲利普·卡根在发表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适应性预期，之后弗里德曼在分析失业问题以及通货膨胀时运用了适应性预期的理论进行分析。适应性预期作为相对而言较为先进的预期也没有充分利用与预期变量相关的有关经济变量进行分析，而只是依据过去的数据所进行的预测。

　　前述三种预期都可划入非理性预期范畴，也就是说前面三种预期都是在表面，并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发展理论。而所谓理性预期(“合理的预期”)，假定在单个经济单位条件下分析了一切相关的可以收集获得的信息以后形成的预期。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可以对经济变化进行有根据、有理智的预期，这种预期是极有可能实现的，并且不会轻易地随着经济主体的改变而改变。在穆思看来，这种对未来有根据的预测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理性预期理论特点有二，极为显著: 第一，理性预期不仅仅根据过去数据来进行推测，而是尽可能地结合当下的经济实际，即所有可以被利用的经济信息进行推测，这种对未来有根据的预测更加有效；而且，理性预期取代适应性预期的结构模型之下，模型的经济主体会根据经济政策的变化来改变决策，以便能充分地利用新政策之下的一切有利机会。第二，理性预期理论有助于人们排除在预测未来时犯下系统性错误。它不排斥经济生活在现实条件下的不确定因素，以及不确定的因素的干扰作用；相反，它强调人们面对错误时立即采取正确策略的能力，会纠正预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此外，穆斯在他的著作中写了三个假定：第一个，信息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系统不会轻易浪费信息的特点；第二个，描述经济的相关体系结构决定了预期的形成方式；第三个，除非将内部信息作为公众预期的基础，否则它对经济体系的运行影响不大。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穆思的理性预期假说，它具有以下含义：理性预期之所以是最准确的预期，是因为它是经济主体产生的利润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是自然形成的，不可逆的。而且尽管理性预期没有强调趋同性，也不要求绝对的准确，但它的平均误差为零。经济的主观概率分布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平行，是属于同一天平上的平等关系。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就已经有了萌芽之势，当时社会上流行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新古典主义便在这时期顺应浪潮而生。新古典主义影响范围广，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主义政策未能取得预期的经济，开始尝试将新古典主义思想运用于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之中也有所体现。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权威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受到了影响，不仅如此，一些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纷纷受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形成原因可以概括如下：经济水平不够发达，先前制定的错误的价格政策以及第三世界行政机关对经济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不当。基于此，经济学家提出应该出现探讨行政机关和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并且要合理地利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被叫作“新古典复活”。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以后经历了“张伯伦改革”、“凯恩斯改革”和“预期改革”等三次所谓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三大改革促进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形成，用来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的特征做了一个集中的阐释和反映。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六化”，即普遍化、多样化、数理化、非经济化、经典化、边缘化。

　　“张伯伦 改革”不再认同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的对立关系，而是持有多数情况下市场模式应该属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观点。“凯恩斯 改革”推动了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微观与宏观的区分，顺理成章地形成系统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先驱。不仅如此，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这是古典经济学对就业均衡理论假说的基础，他导致就业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够充足，而有效需求不充足的原因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有关系，分别是投资偏好，消费偏好和对未来的收益预期。因此凯恩斯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行政机关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经济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消除失业与其相关危机。

　　“预期 改革”的演绎逻辑则与凯恩斯主义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变量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货币的供需变化会引起经济波动。因此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来，行政机关干预宏观经济不能起作用，因为“市场失灵”与“行政机关失灵”现象同时存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也叫做“理性预期学派”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华莱士（ Wallace）、萨金特（Sargent）以及卢卡斯等著名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理性预期假说以及假设，然后将理性预期假说投入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检验。二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雷斯科特（Prescott）、泰勒（Taylor） 和巴罗（Barro）等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主张政策无效性的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并创立应用宏观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滞胀难题，凯恩斯主义已经无法应对，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策略和措施也差强人意。顺应时代的趋势，理性预期学派出现了，他们是一个新的经济杏宇学流派，来自“现代货币学派”，也被叫做“合理预期学派”。1961年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了“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穆思第一次使用“理性预期”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来源于工程学，构建了一个有趣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基于一个假定经济主体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将最优化作为经济目标，然后有效率地使用信息。

　　不过，这一概念和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察觉到这个崭新的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由罗伯特·E·卢卡斯的论文提出，理性预期正式进入了稳定性经济政策的相关讨论之中，或者说是争论之中。之后，美国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即理性预期学派，这一学派以罗伯特·E·卢卡斯、萨金特(Sargent)和华莱士( Wallace)为核心，同时还有这许多有名的代表人物如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泰勒(Taylor)、罗切斯特大学(哈佛大学)的巴罗(Barro)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普雷斯科特( Prescott)等等。不仅如此，学派还有个关键据点位于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为西方经济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拉瑟(Struther)曾经如此评价这一经济学派，合理预期论是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最新近发展的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

　　时间进入80年代，西方经济世界已经普遍接受了理性预期的概念。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也在这个时期成功融合形成。以原先的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坚持新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和供应学派进行了历史性融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行政机关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他们认为凯恩斯经济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是被称为“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想顺利生效，是需要一定的前提的，也就是行政机关需要高于公众，要提前地施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生活。

　　但是，受到理性预期理论的凯恩斯主义以及逐渐式微，行政机关干预经济市场的主张也在慢慢失去其原有的地位。在理性预期主义的理论之下，行政机关的经济政策能够被人们事先预测，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实施后果都能被预计到，然后采取相应的预防手段，做出对策。正是在这般看法的指引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主张相反的观点，即过多的行政机关干预会引起经济的混乱，减少行政机关对经济的干预才是维持经济稳定有效的方法，并且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调节作用，市场的自发性使他“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因此，行政机关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发展平台。也就是说，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无法办到这一点，只有稳定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卢卡斯为此指出：行政机关干预与经济效率成反比，干预越少，效率越高。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和主张使得人们将其视为更加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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