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内目前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中关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本文利用经济学家、居民以及笔者自测的三种通胀预期指标对中国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重新估计。实证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通胀预期指标，实际经济行为、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对于当期通胀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通胀预期起主导作用。该结果意味着一方面完全前向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能够为中国的通胀动态关系提供有效近似；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维持物价稳定并以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家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因此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和政府智囊们热衷研究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通常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随着实际环境的改变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目前，学界对于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将不完全竞争、名义粘性等凯恩斯要素引入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中，在“新凯恩斯”范式下研究经济周期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其中关于通货膨胀动态关系的描述便被称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是在Taylor (1980[2])、Rotemberg (1982)、Calvo (1983[3])所提出的定价模型基础上，通过前向代理人假定和个体最优化问题求解，在对所有个体行为加总后得到的关于当期通胀与实际经济行为和预期未来通胀之间关系的函数：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通胀预期的衡量而非模型的修正，这么做既能克服通胀预期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偏差，又可在与主流分析框架保持一致的条件下分析各要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具体的，本文将分别选择对未来通胀的经济学家预测、居民预测以及笔者自身所做的预测作为通胀预期的代理变量，对标准形式的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重新估计。下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并对主要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第三部分给出通货膨胀的三种预期指标；第四部分为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学者习惯将(2)式称为混合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求语言简洁并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在下文中我们依然将(2)式称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式称为完全前向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将选择如下形式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本文的计量模型：

　　。这里笔者想补充强调的是本文并非教条地反对经典模型的修改。相反的，如果仅要对价格水平或通胀膨胀的动态变化进行描述，笔者也赞同根据具体的经济环境对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正。为此Golden (2013)[21]还专门就三角模型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过比较，并认为如果只是局限在对通胀动态关系的单方程拟合，Golden (1977[22], 1981[23])提出的“三角模型”可能更加合适。

　　Blanchard (2009)[24]指出当下宏观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趋同，而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核心方程之一的新凯恩斯模型已经成为政策和福利分析的母机（workhorse）。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根据具体的经济问题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改，应该在严格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对模型进行局部修正。否则该修正后得到的曲线无论在新凯恩斯模型的构建还是参数的校准环节都无法提供有益的借鉴。以Gali和Gertler (1999)为例，该文的主要结论为“虽然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但通胀惯性的系数（约0.3）要低于通胀预期的系数（约0.7），因此完全前向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初步近似。”该结论可理解为将完全前向的菲利普斯曲线用于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不会对主要结论产生影响，这在另一篇经典文献Clarida et al. (1999)以及随后的大量文献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如果我们在缺乏严格理论基础的条件下通过引入新的控制变量而改变了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系数，是否足以作为反对Gali和Gertler (1999)主要结论的依据呢？显然不行。

　　针对上文提出的以实际未来通胀作为通胀预期代理变量所存在的缺陷，本文将直接对通胀预期进行估计。目前估计通胀预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利率期限结构法、问卷调查统计法和计量模型估计法。其中利率期限结构法主要是利用债券收益率的时间溢价来预测通胀预期，国内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利用该方法对我国的通胀预期进行估计，如李宏瑾等（2010）[25]、姚余栋和谭海鸣（2011）[26]，但也有一些学者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角度出发质疑此种方法的适用性，如张健华和常黎（2011）[27]、封思贤等（2014）。由于第一种方法存在明显的争议，本文主要采用后两种方法。

　　问卷调查统计法通常先选取一定的样本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他们对未来通胀变化方向和变动幅度的判断数据，再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最终得到通胀预期水平。通常，以不同对象为样本进行调查会得到不同的测算结果。中国目前涉及通胀预期的问卷调查主要有面向经济学家的朗润预测和面向城镇居民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

　　朗润预测为“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发起，自2005年7月起，对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提供的季度预测。具体预测指标包括GDP、CP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额、出口、进口、利率、汇率等。朗润预测实行杏宇平台特约机构制度，参与机构除CCER以外还包括二十多家学术单位、国内证券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等

　　，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本文将选取朗润预测中基于预测机构历史预测误差调整后的CPI加权平均数值作为参考指标。

　　考虑到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调控的重大意义，中国人民银行自1995年起在全国58个（大、中、小）调查城市中选定464个储蓄网点（包括各家商业银行自办的储蓄所和储蓄专柜），在每个调查网点随机抽取50名储户作为问卷对象，对居民的储蓄状况、判断与预期、金融资产与负债状况以及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关于通胀预期的具体问题在1999年4季度以后从原先的“您对近期市场物价趋势的看法”，变为更加具体的“您预计未来3个月的物价水平将比现在”，备选答案为“上升、基本不变、下降”。与朗润预测不同的是央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并不直接涉及具体的通胀预期数值，而只包含各项回答人数的百分比，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特定的方法将这些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指标。目前最为流行的数据转换方法是Carlson和Parkin (1975)[28]的概率法，其基本原理为：假设每个被调查者对于未来物价水平变动的预期服从一个特定的概率分布，且存在一个以0为中心的“敏感性区间（Sensibility Interval）”。如果被调查者对下一期物价涨幅的判断超过了该区间就选择“上升”，低于该区间则选择“下降”，在该区间范围以内就选择“基本不变”。本文以2002年4季度至2019年2季度为样本测算区间，在正态分布和Logistic分布两种假定条件下计算居民的通胀预期指标（见表1）②。

　　②鉴于国内已有学者对该方法进行专门的介绍，如张涛（2010），本文将不再对该方法进行详细的展开。

　　（二）计量模型估计法计量模型估计法主要运用物价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已有的历史数据构建通胀计量模型，利用模型获得的通胀预测结果作为通胀预期指标。目前相关文献所涉及的模型有很多，如ARIMA模型、VAR模型以及其他结构模型，本文选择由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实际GDP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预测。这么做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该模型相对简洁，数据的获得十分便利，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第二，中国人民银行自1996年起便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维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人行的最终目标，因此用经产出调整后的货币供应量来估计物价波动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邹至庄教授在Chow (1987)[32]就采用过该模型对中国的物价进行分析，并在近年来利用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反复验证，发现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中国物价的波动情况（Chow，2007[33]；2010[34]），因此该模型较为稳健。

　　最后，考虑到本文的样本研究区间为2002年-2019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先是维持了相当一段时期的高速平稳发展，之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引发的衰退，大规模刺激政策后的复苏以及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新常态”，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模型的结构稳定性乃至最终结论产生怀疑。对此，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Quandt-Andrew突变点检验（简称QA检验）。QA检验的优点在于无须事先知道准确的突变时点，这对于我国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更加适用。表5的第(1) - (4)列分别给出了针对表3的第(1)列和表4中三个回归方程的QA检验结果，各项指标均显示模型在测试区间内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因而上文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通过上文的计量检验结果我们发现：由式(5)所描述的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即产出缺口、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对于当期通货膨胀都有着显著的影响。然而，由于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的作用要远强于通胀惯性（由表3可知前者的影响大约为后者的2~3倍），因此近代主流新凯恩斯模型所主张的完全前向的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同样适用，政府借由对人们通胀预期的引导有利于稳定通胀。该结论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残差的序列相关性、异方差性以及模型的突变性检验。

　　在学界和各国央行的共同推动下，新凯恩斯模型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母机，并被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多国央行所采纳。在此背景下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因为曲线形式的设定将会直接影响新凯恩斯模型关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影响的结论。然而通过观察笔者发现，国内目前对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曲线形式的设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其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新凯恩斯的整体分析框架；第二，由于对通胀预期处理不当所导致的估计偏差。正因如此，对于通货膨胀动态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实际经济行为影响是否显著、通胀惯性与通胀预期对于当期通胀的影响何者起主导作用，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同时，从国内关于新凯恩模型研究的文献中也会发现，无论是结构建模还是参数校准环节都很少利用到已有的关于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成果，换言之二者在研究上是割裂的。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利用三种不同的通胀预期指标对标准形式下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重新估计。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选择经济学家通胀预期指标、居民通胀预期指标还是笔者测算的通胀预期指标，产出缺口、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对于当期通胀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通胀预期起主要作用。通胀预期影响强于通胀惯性意味着Gali和Gertler (1999)提出的完全前向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初步近似的结论在中国同样适用。通胀预期影响强于实际经济行为则再次凸显了预期管理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即现实中引发物价波动的因素更多的可能不是来自基本面，而是源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如通过对政策定性描述的方式加强与市场和民众的沟通，引导人们形成一致性的预期，这很可能会使货币政策调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